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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社評   2004-06-04

 

以人為本六四怎能不平反

 

  每年六四紀念日,海外民運組織和香港支聯會都會安排悼念活動,而「平反六四」必定是集會時高喊的口號之一。據本報刊出張良先生昨天的文章〈「平反六四」的攔路虎〉內透露,內地高級幹部近期都要「重溫」一輯有關六四真相的三個半小時紀錄片,這則消息,在昨天數個網站上也有相類似的報道,但在報道之餘,卻有截然不同的演繹。

 

  張良先生指出,要求高級幹部重溫六四事件的,是當年負責鎮壓行動的前總理李鵬,其目的在「告訴人們,關於六四的全部決策都是由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層這一領導集體共同決定的」。言下之意,現領導層為了自保,相信不會貿然為六四平反。

 

  而最新一期的《亞洲周刊》則有不同說法,該刊一篇文章指中共中央宣傳部製作了一張六四光碟,表面上是供黨政高幹了解六四風波和統一思想,實際上卻是有關領導人借此「釐清真相,撇清責任」,為六四平反進行必要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

 

  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解釋,到底哪一個說法較可信?我們認為張良先生的「版本」較有說服力。以流血鎮壓收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距今雖然十五年,但牽涉其事的中共高層仍有多人健在,對於平反這宗大案會觸發的政治衝擊、對他們個人的榮辱以至安危的影響,相信沒有任何一個「過來人」會贊成由官方主動平反。現在的新領導層雖然和當年的鎮壓行動沒有直接關係,但維持中共執政地位已經成為高層共識,也令新舊領導人結合成為「命運共同體」,縱使路線上有分歧,但平反六四的後果,卻絕對不是任何一個領導人敢於獨力承擔的!

 

  六月七日的《時代》周刊以六四為封面故事,講述八九學運領袖王丹以及他的堂弟王立超(Wang Lichao)的不同經歷;王丹在六四後流亡美國,入讀哈佛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對中國的民主運動仍然孜孜不倦,四出奔走;而他留在大陸的堂弟則努力做生意,夢想晉身成為中產階級,正如《時代》周刊的文章說,十五年之後,像王立超一樣的中國年輕一代對六四天安門流血鎮壓並沒有留下太多回憶!

 

  當權者對歷史慘案的處理,都離不開迴避和拖延,希望用時間沖淡記憶,由下一代人處理,對現實政治的衝擊自然可以減至最低。但也正如過去多宗歷史慘案一樣,其最終結果都離不開由政府平反、重新評價,六四相信也不會例外。過去十五年,中共雖然在經濟改革上有重大成就,令大部分人得到好處,而隨著市場經濟愈來愈發達、私營企業大批湧現、中產階級數目愈來愈多,人民享有的自由也大大增加;至於政治改革,在基層選舉和限制政府濫權方面,中共也開始邁出了第一步,但是,這些努力仍然不能消除中共和人民之間因為六四鎮壓而產生的對立和怨憤,「天安門母親」那種鍥而不舍要為兒子討回公道,以及受到官方推崇但沒有飄飄然而「收聲」的抗沙士英雄蔣彥永醫生冒險上書、要求平反六四,所展現的都是一般老百姓對正義和追求真相的執著,這種撲實無華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令他們在政治道德上佔據了高地,中共領導層如果不為六四鎮壓作出一個公開交代,將永遠無法得到人民的衷心支持!

 

  中共新領導層高舉以人為本,如果連六四鎮壓中死傷者的基本情況都不願查清,對一些無辜死難者不作賠償,又怎能算得上是以人為本?中共近年提倡「依法治國」,到底六四平反是否可以在中共的法制下得到解決?過去幾十年,中共為冤假錯案反平,都是利用政治方式為受害人「恢復名譽」,現在一切講法治,「平反」是否也可以有法律程序一步一步解決?我們希望內地的法律學者能夠循著這個方向思索,為解開這個歷史死結提出一條可行方法?